辩证地来看，起名是常例，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要经历的；改名是特例，不具普遍性。但是，改名实际上也是起名，只不过原来的基础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原本就有一个名字。起名的事例，古往今来实在不少。孩子刚生下来或小时候起名，自己不能参与意见大多由父母家人以及亲戚朋友决定。如此起出的名字，能并不一定为孩子所喜欢，也不一定能体现出个人的性情和抱负。起名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纯粹不喜欢过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在前些年以至现在的乡村，人们还有给孩子取丑名的习俗；孩子长大后，尤其是读书以后，觉得名字难听、不雅，因而重新起名；有时候是自己取，有时候则是父母主动请人帮助起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孩子本来叫铁蛋、么妹，到县里上中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志坚、文援。又比如，鲁迅先生的伯父本来叫“仲升”，北京话发音“仲升”与“众生”相同，众生又是被用来指称牲畜的，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意用，硬改了一个该是老大叫的名字伯升。有人起名，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呀，花呀的不够好，便换一个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义较好的。比如原慧萍，去掉萍字，起成单名一个“慧”字。这类改名，动机在于对美的追求，起名者力图使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社会普遍的美学理想谐调。用准确、鲜明地表现名主抱负、志趣的改名，所占比例恐怕是最大的。父母、家人给孩子取名，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感情以及对孩子的期望，而这些又并不一定能与孩子的情感愿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现。如武则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开，年轻时候倾慕韩愈，后来改名为开，自以为能别辟路径，另开门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后来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后抱负，去掉了名中的“闰”字，又自号“竞雄”、“鉴湖女侠”。一代画师徐悲鸿，原名寿康，有福寿安康的意思。为了提醒自己在困苦的环境中振翼奋进，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悲鸿”，并自号“江南贫侠”。时代风潮往往也是改名的原因之一。当思想文化的风潮像强劲东风吹来的时候，必然会对一些人产生影响，在他们的心头或吹起涟漪，或卷起狂涛。如清末的革命党人，投人革命队伍后纷纷改名，章太炎、蔡子民、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名字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胡汉民原名衍鸿，起名汉民，表示堂堂大汉之民。蔡元培本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思想转变后，改字子民，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

这些年来演艺圈的明星们流行给自己取个迷人、浪漫、好记的艺名。他们以为这样能使知名度大增，还能带来亨通的“星运”。杨钰莹出道时叫杨岗丽，她录的第一盒磁带署名也是杨岗丽。一两年过去了，杨岗丽仍然默默无闻，她就把名字改成“杨钰莹”，结果红得发紫。梅艳芳原名叫何加男，改为“梅艳芳”一名，“色香味”俱全，成了很红的明星。歌手屠洪纲出道时叫屠洪刚，从美国回来复出后，便把“刚”改成“纲”。“江南茉莉花”周艳泓，原名周燕红，有“红”偏不红，就改为“艳泓”。安雯原名张青林，姬玉原名姬培杰，两人分别饰演了《红楼梦》中的静雯和妙玉，就把名字改了，说“安雯”谐音是“安稳”，“姬玉”谐音是“机遇”。成龙原名陈港生，郑少秋原名郑创世，韦唯原名刘福荣，孙悦原名孙洪娟，陈松伶原名陈松龄，林依伦原名林方，高枫原名曾焰赤，火风原名霍峰……这些明星把名字一改，果然响亮并红了起来。当然，也有人改名之后不如意的。演员王璐瑶的“星路”可以说是一片坦途，她改名为“璐瑶天怡”后，其知名度还不如以前叫王璐瑶的时候高，后来不得不又恢复了原名。歌手黄格选刚出道时，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便会联想到另一红歌星童安格。原名叫王立勇的歌手红豆，去香港发展时，被公司包装后改名为王真颜。令人遗憾的是，“王真颜”一名很少被人们所认可，歌迷仍然“我行我素”地叫他“红豆”。有一歌手简瑾瑾改名为“简爱”。另一歌手宫晓怡改名为“宫主”。还有的歌手改名为“嫦娥”、“婵娟”、“元旦”、“年月”、“席卷”……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有人说，改名虽说是艺人自己的自由，但如果想把这一招当作一蹴而就走红成名的捷径，恐怕就难以如愿。多把心思精力用在如何搞好自己的事业上，才是走正道！同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