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易本卜筮之书”（ 朱熹《语类》卷六十六）。由于《周易》这部典籍含有理性思维和原始迷信这两种因素，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形成了《周易》文化的两种传统。一种是发扬其中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另一种是继承其中的迷信成分，视《周易》为占卦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学理）的领域，即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术”（数术或占术）的领域，即算命的传统。这种分化，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学”的传统，始于孔子。孔子读易，取其人道教训之义，开创了儒家研究《周易》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孔子提倡人道，贬低神道，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视《周易》为改过迁善之书，认为学习《周易》可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战国时代成书的《易传》，继承了孔子读易的传统，将《周易》中所蕴含之义理和人谋的因素进一步揭示出来，从而为《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典籍向哲理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荀子将孔子读易的学风概括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到了汉代，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研究《周易》经、传的学问，称作易学。其特征是：依据《易传》对《周易》的解释，进一步探讨和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这一传统，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在易学史上，大多数的易学家或者是公开反对占术，或者是对占术作出人文主义的解释，他们都不相信靠占卦算命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
      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依据《周易》和筮法推断人事吉凶祸福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汉代，伴随着经学的确立，利用《周易》卜问吉凶祸福的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从而形成了《周易》文化的“术数”派。这一派对待《周易》的态度是：一不诠释《周易》经、传，二不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学理，只是利用《周易》来占卦算命，并炮制出一套算命的程序。其名曰为人解惑，实为谋人钱财。在汉代，《周易》文化中的占筮派，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行业，并同经学家分道扬镳了。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于其《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一类的著作列入“数术”类，同经学和子学的著述区别开来。自汉代以来，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一直与占术截然分开，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
      历史表明，《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唯物主义可以利用，唯心主义也可以利用；《周易》文化这一重要阵地，无神论可以占领，有神论也可以占领。总结上述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识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正确认识经学史上的易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鱼龙混杂的“周易热”中，那种打着《周易》的旗号靠占卦算命骗取钱财的行当又沉渣泛起。有些文化人、教授、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鼓吹和宣扬占卦算命的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甚至渗入到政界、军界和知识界。这些人，在“周易预测学”等旗号下，兜售神秘主义（包括神秘主义气功等），宿命论和伪科学货色，并成为街头算命先生和各种江湖术士的精神支柱，从而增添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今天，我们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而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是理性和科学，而不是愚昧和迷信。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其中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为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周易》的价值，在 “学”（易学）而不在“术”（占术）。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研究和弘扬易学的优秀传统，抵制各种愚昧迷信行为，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继承《周易》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揭示其方法论价值并予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世人能够识贵知珍、从中受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所说的“疾虚妄”的无神论传统，高举辩证唯物主义旗帜，占领《周易》文化的这一重理论阵地。